延安时期的“战时共产主义”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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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耐磨又凉快，当然也有不少人干脆赤着脚，冬天则是做双厚厚的棉袜子套在布鞋或草鞋里。

　　“住”在延安

　　在延安住房比较紧张，一般教师是一人一孔窑洞，学生则是挤在一起睡火炕通铺，翻身都很困难。女子大学学生的卧位宽度只有一尺半，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，要拱进去，慢慢挤几下才能占领自己的空间。
　　即使有地方睡，也并不是就“高枕无忧”了。陕北地区降水较少，水源也不丰富，洗浴几成奢侈，寄生虫比较多。建国后曾任《人民日报》总编、社长等职的胡绩伟回忆，睡在窑洞里拍臭虫，拍得满手都是黄水，臭虫还是成群结队地从墙缝里爬出来，无奈之下只好将床单缝成一个口袋，然后钻到里面。
　　毕竟是在战时环境，睡安稳觉是不大可能的。在延安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，晚上常有军事演习。按要求是20分钟内穿好衣服打好背包，集合出发，所以各自有应对窍门，或和衣而睡，或穿双厚袜子，跑的时候不用穿鞋。1939年日本飞机常轰炸延安，跑警报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，本不安稳的睡觉更是“雪上加霜”。一次有人说梦话大喊：“飞机来了！”同屋的人爬起来就跑，一时惊起很多人，指导员、队长纷纷跟着跑。跑着跑着觉得不大对劲，于是开始追查，才弄清是说梦话引起的。而那个说梦话的人被人惊醒后也跟着大伙跑，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
　　在延安，还有一种特殊的“睡觉”是要交钱的。因为住房比较紧张，没有条件供结婚后的夫妇单独居住，平时男女双方在各自单位或学校的宿舍，每到星期六团圆一次，先申请后交费，住在专门临时腾出来的十几孔窑洞，“屋里只有一张床，被褥得自己带，也不开饭，住一次五毛钱”。即便如此，也是供不应求。每逢星期六小客栈总是客满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

　　“唱”在延安

　　延安歌声遍地，只要一集合，就要唱歌，平均一星期学首新歌。早上集合吃饭前要唱歌，晚上点名也要唱歌，开联欢会更要唱歌。所唱歌曲以救亡歌曲为主，也有苏联歌曲，还有国统区电影里的一些歌曲，如《渔光曲》、《夜半歌声》、《梅娘曲》，甚至《秋水伊人》、《何日君再来》等，风气是极为自由的。
　　集会时除了唱，相互拉歌也是大家乐此不疲的，不仅各班、各队、各单位相互拉，有时也会拉参会的中央领导人。朱德就曾在不断的喊声中，被迫起身唱了一首北伐时的歌：打倒列“强，打倒列强，除军阀，除军阀！努力国民革命，齐欢唱！”也有拉歌拉不动的时候，毛泽东、张闻天等领导人则“任凭你怎么喊，他们就是岿然不动”。
　　除了歌曲，戏剧也是大家所喜欢的。最初是“旧瓶装新酒”式的戏剧，1938年西战团在山西临汾表演贺龙、萧克智取雁门关的京剧《八路军三打雁门关》，只见一片锣鼓声中，两位穿着灰军装的演员“起霸”登场，“俺，贺龙是也！”“俺，萧克是也！”接着分列两边同声念白：“将军，今日朱总司令升帐，你我两厢伺候！”在一片吆喝声中，腮上挂着黑布当胡须的“朱总司令”登场了，先唱一句“塞北喋血宣国威，杀得倭寇望风靡”，“这时‘贺龙’、‘萧克’依照京剧身段，单跪一腿参见。‘朱德’照例一声‘罢了，二位将军免礼！’戏就如此这般演下去。”不要说看戏的群众和战士，台下的朱德本人也是笑得合不拢嘴。
　　后来对京剧不仅进行彻底改革，而且大胆吸收改造陕北民间艺术样式——秧歌，也获得了极大成功，尤其以秧歌小剧《拥军花鼓》最为出名，每当演员唱到“猪啊、羊啊，送到哪里去？”群众总会接唱“送给那英勇的八（呀）路军！”
　　吃、穿、住、娱乐，这就是战争年代延安时期的日常生活。虽然艰苦、单调，但却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、浪漫主义精神，让每个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和听说过那段岁月的人，不禁为之激动，为之感动。
　　摘自《文史精华》（2012年第5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