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共“一号机密”如何奇迹般保存下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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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，对每月30银元的租金毫不在乎。殊不知，这已让他食不果腹。最后，陈为人把二楼的家具变卖一空，甚至铁皮罐头都卖光了，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“表面文章”。　
　　1936年初，韩慧英出狱，几经辗转，好不容易找到了陈为人，一家人终于团聚。通过一位地下党员，韩慧英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。他们这才知道，受党的委托，“瘦子”也在到处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。

　　生命的终点

　　“瘦子”是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的代号。陈为人和徐强约定在一家饭店接头。
　　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，陈为人的精神和经济负担都大为减轻。也许是终于放下了心头重担，他的生命之火，在使命完成之时，耗尽了最后一丝光亮。
　　徐强在第一次接头时就发现陈为人沉疴日久，安全转交文库后，党组织安排陈为人住院。可是没多久，他就回家了，理由是怕引起怀疑。知道真正原因的只有徐强和李云夫妇。
　　李云现已是百岁高龄，是唯一在世的中央文库保护人。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，李云在一次纪念活动中忆起陈为人：“党组织让他住院，他说，‘我现在不能工作，不能再花党的经费了。’怎么劝都不行。我们只能找医生去他家里治，最后还是没治好。”
　　1937年3月13日晚，陈为人重症病发，年仅38岁的陈为人在守护中央文库4年后与世长辞。这个使命，继续在其他人手中传递着。

　　绝好藏身地

　　从1937年起，中央文库由上海中共地下情报系统的徐强和李云保管。后来这个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工作者周天宝。周天宝只与徐强单线联系，身份极其隐蔽。此外，周天宝的姨父是招商局大员，在大上海是一位头面人物。当时在法租界顺昌里，整条弄堂20多栋楼都是他姨父的私产。中央文库就被周天宝存放在姨妈家的二楼。
　　法租界成了中共“一号机密”的绝好藏身地。即便日本侵略者，对租界内的这些旧上海上层也有所忌惮。中央文库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，在日军统治下的上海安然无恙。
　　1939年，主管中央文库的徐强、李云奉调延安。文库交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，随即迁址。1940年秋，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保管人。
　　1942年的一个夏夜，吴成方忽然赶到缪谷稔家，带来一个坏消息：他们之间的交通员小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。小郑名叫郑文道，他知道文库保管人的联络方式，危险陡然而至。可就在缪谷稔准备转移之时，吴成方又给他传来了危险解除的“好消息”，只是这是用生命换来的。郑文道被捕后，从押运囚车上跳车自杀未果，被抢救过来。到了日本宪兵队，他趁敌不备又跳楼自杀，用生命的代价严守了党的秘密。
　　不久，缪谷稔因肺病病倒，中央文库交给了最后一任保管人陈来生。
　　卸下重担的缪谷稔，撤出上海，返回江苏老家休养，却一病不起。继陈为人之后，缪谷稔成了为保护中央文库耗尽心血的第二位地下工作者，逝世时年仅39岁。

　　完璧归党

　　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的时候只有23岁，是历任中央文库保管人中最年轻的一位，也是保管时间最长的一位，他前后保管文库长达7年之久。
　　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时，正是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统治最严酷的时期。如何把20多箱文件从缪谷稔家安全运出来？陈来生采取了“小鱼钻网眼”的办法。
　　陈来生动员亲戚，扮作小商贩，利用竹篮、面粉袋等暗藏文件，每人每次只带几份。他们七拐八折，绕过一个个明岗暗哨，竟从未被盘查。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转运，才将所有文件安全转移。中央文库被存放在陈来生亲手改造的阁楼里。档案被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，外面钉一层木板，糊上报纸，看不出任何改动的痕迹。而且夹壁墙被塞得严严实实，即便用手敲，也听不见空心层的声音。
　　抗战胜利后，1946年5月，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开始国共谈判。其间，周恩来派代表团成员、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亲自去上海转运中央文库。
　　不久，国共谈判破裂，内战开始，中央文库暂停转移。陈来生照旧将文件封存在夹壁墙中。这一封，直到1949年解放，到了当年瞿秋白为中央文库定章程时所说的“将来”。
　　1949年9月初，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，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，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。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：“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、资料，计104包，共16箱”，“未受到霉烂、虫蛀、鼠咬等半点的损伤。”
　　1950年2月，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、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文件送至北京，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。至此，中央文库全部移交给中共中央。
　　摘自《人民文摘》（2012年第9期）